我们都知道国营企业很难产生乔布斯，国企的董事长和总经理是政府委派的管理人员，他们没有乔布斯这样的权力，没有这样的责任和义务，也得不到相应的利益。国企存在的价值是代表国家搞垄断，也就是管仲的“官山海”，目的是把一些自然垄断行业掌握在国家手中，而不是被豪强和外资操纵。因此，像中石油这样的国企不宜搞私有化，也不宜搞多元化，应不断追求技术进步但不以革命性的创新为目的，当然，也不要利用垄断资源阻碍创新。在非自然垄断的行业，政府应该让国企整体上市，以便按市场规则进行兼并合并和重组，而不是搞暗箱操作的“私有化”。
创新可以依靠外企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这个问题之所以有趣，是因为按亚当斯密的国际分工理论，政府根本就不需要考虑创新和转型的问题，一切留给市场就行了，市场会根据不同国家的情况自动走到“比较优势”的均衡状态。换句话说，如果中国的比较优势是加工服装，那么把加工服装做好就行了；如果中国的比较优势是煤炭，那就多挖煤出口换石油就好了；如果中国比较优势是水稻，那就种好水稻就好了。
在现实世界中，这是殖民地经济模式，如果一个国家愿意当殖民地，这是首选的模式。如果不愿意呢，当然就不能选择这种模式，因为历史上没有一个殖民地经济能跟创新拉上关系的。美国当初如果不独立，美国人的物质生活水平并不会差，但跟创新一定不会有什么关系。自从独立之后，这个年轻的国家从她立国的第一天起就在创新，从制度到产品到文化，创新是她的核心基因之一，与自由和民主一起，构成美国的核心价值观，世界现代史上绝大部分的创新来自美国。
但是，奥巴马要支持的“下一个乔布斯”是美国人，不是中国人。奥巴马两次在国情咨文中提到，不愿美国在电池和电动车领域落后于中国，指的当然是比亚迪，但这对比亚迪来说并不是福音，相反，这意味着比亚迪更难进入美国市场。王传福如果指望巴菲特帮助比亚迪电动汽车打入美国市场，那就大错特错了。巴菲特是金融家，但他首先是一个爱国者，美国每一次经济和股市处于低潮时，巴菲特都是美国人的精神支柱，他再喜欢王传福也不希望比亚迪把通用打败。索罗斯在欧洲和亚洲可以大喊大叫沽空，在美国即使做了也不说。在美国，企业家和金融家享有崇高的地位，所以都爱国，虽然他们从不把爱国挂在嘴边。
理论上来说，民企才是创新和经济转型的主力，但是，在中国特殊的环境下，民企更多的是考虑怎么能够逃脱无处不在的猎手的追捕，而不是创新和发展。像比亚迪这样的民企在中国社会生态系统中是弱势群体，没有资本和政治力量可以与国企外企和地方势力抗衡，也没有足够的社会力量与传统文化和数不清的评论员记者专家教授分析员抗衡，技术上的优势只不过招徕更多的猎枪而已。在“三座大山”的压迫之下，比亚迪要应对各方的猎手已自顾不暇，哪有能力领导国家规划中的新能源汽车革命？
大多数民企都会死得很惨，能生存下来的民营企业，基本上都是“五不企业”——不贷款，不赊账，不行贿，不逃税，不上市。其实还要加上不见记者，不上电视，不写微博，不赌博，不投资国企。目的只有一个，不想惹麻烦。这样的企业有几家？即使能活下来的，怎么还能谈得上持续创新？企业家创新的源泉来自改变世界的激情，每天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像过街的老鼠，哪里来的创新激情？
中国是一个古老的国家，经过一千年的独尊儒术，再经过一千年把儒术变成理学变成八股变成科举然后用八股 + 科举统治整个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可以说，在中国，创新是不受尊重的，这是千年遗风，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改变的。在中国，有本事的人为什么要做乔布斯呢？那么辛苦又那么危险，还要忍受那么多的指责和非议，还有可能小命不保。当批评家多好？有头有脸有钱有闲，又不用负责任，如果能拿个什么“国家XXX 重点实验室顾问”的头衔那就更高人一等了。所以，中国有本事的人都成了批评家，而不是成为乔布斯，当猎手肯定比当猎物合算。
很多人把中国出不了乔布斯的矛头指向政府太强势，这是不公平的，直接和间接死在评论家经济学家记者电台主持科技专家银行经理证券分析员尤其是地方豪强们枪口之下的企业和企业家不计其数，这是中国的文化传统，不能说是政治迫害。相反，中国的科技成就基本上都是最近六十年在政府的支持下完成的，虽然从世界范围来说，这些成就能算上革命性创新的还不多，但是确实为创新打下了良好的科技基础。
钱学森先生和袁隆平先生如果没有得到政府的强力支持，他们能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取得科技上的成就吗？他们的每一次失败都会被传媒无限地放大，他们的每一项成就都会被同行无限地贬低，他们的每一个生活细节都会被竞争对手挖来作为攻击的把柄，就像王传福所面临的局面一样。深圳的5.26车祸，可能会暴露比亚迪电动汽车的一些弱点，但是更暴露了一个残酷的现实：如果比亚迪真的死在众多猎手的枪口之下，谁能顶上？更确切的问题是，谁敢顶上？
一个乔布斯的成功，燃起了千千万万个小乔布斯们的创新激情，也提升了美国经济的整体竞争力；一个王传福的失败，也会熄灭千千万万个小王传福们的创新激情。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正的和反的都一样。在跟新能源汽车一样重要的生态农业领域，也有人能通过创新做得跟比亚迪一样大甚至更大，但是谁能保证几亿个鸡蛋中没有坏的，几百万头猪中没有病的，几十万农民工不出事故的？所以还是做一个“五不企业”比较保险。
中国并不是没有机会出乔布斯，但可能会比较难产。王传福是中国最接近乔布斯的人(包括乔布斯的那些毛病)，也是最符合熊彼特“企业家” 定义的人，他就是中国经济中那条“鲶鱼”。鲶鱼不比沙丁鱼名贵，但是，没有了鲶鱼，沙丁鱼们会窒息而死，因为它们太懒了，不爱动。经济体系的细胞是企业，企业没有了活力，经济当然也失去了活力(就像一个人处于“亚健康”状态)，从经济指标上反应出来就是“滞胀”。如果货币政策调整太慢的话，中国经济可能进入萧条，因为不应该紧缩的紧缩过度了，该支持的创新企业没有发展起来。